虎年伊始，广西、南宁、青岛莱西等地雨后春笋般公布领导手机号，不乏市委、市政府“一把手”，引起舆论关注。质疑者忧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领导“晒”号不是什么“新闻”。以“领导公布手机号”为关键词查阅百度，迄今累计达1530余万条。最终无一例外地偃旗息鼓：高调开启，悄然落幕。
因此社会有不同的声音，甚至讥讽嘲笑也无可厚非，毕竟前车之鉴言犹在耳。
“公布领导手机号”的“第一个吃螃蟹”的难以考证；现有数据初略地可以追溯到2007年江苏省沭阳县。即便是把2007年认定为“晒号元年”，迄今也过去了15年。在这15年里，“你方唱罢我登场”，眼花缭乱。说这是一场“政治秀”有些伤人，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但是“鲜有善终”也是不争的事实。
领导“晒号”的新闻眼无非是：第一，至少在现有的政治生态下，很少有领导特别是市政或机关一把手敢于、愿意“亮号”，以至于作茧自缚；第二，这种领导“亲民”、“实干”和“担当”的背后预设的是某些机关及直接责任人的“疏民”、“虚干”和敷衍，心照不宣；第三，即便是“屡战屡败”的激进式“亲民”表达，很多群众还是“受宠若惊”，因为这样的“表现手法”确实没有体制或者法治保障，“率性者”众，“理性者”寡。
不管怎么说，“作秀”也罢，“实干”也好，能够公布领导手机号毕竟“开了个好头”，知情是依法行政的第一步。善终与否，领导自有预判，“黑天鹅”事件，领导肯定不会去做，至少不会大张旗鼓地做。既然敢做，即便不是“灰犀牛”的概率，也足以证明“为民办实事”的“一片初心”，能否善终，另当别论，不能苛求。话又说回来，不公布手机号，你又能怎样？
舆论普遍关注的并不是领导公布手机号这一行为本身，而是琢磨领导公布手机号的体制原因。究竟是社情民意完全不能或者大部分不能传播到领导手中，被体制性屏蔽，还是公务繁忙，力不从心，解决不力呢？
如果仅仅是因为反映问题的渠道堵塞或者不畅，“下面”的部门或者人员从中“截留”或“变性”，领导通过与民众直接对话倒是打到了七寸。如果是领导实际上已经掌握了社情民意装聋作哑，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即便是自己公布了手机号也是扬汤止沸，无济于事。
如果在领导公布了手机号之后，问题的“库存”不仅没有减少，相反还催生了“次生灾害”，那么，群众只能将领导公布手机号视为一种政治戏码，也只能作为“领导达人秀”。故伎重演，换汤不换药，这样的过场不走也罢。
领导与群众“面对面”是程序例外，难以持久，即便采取非常手段，最终还是要以能否解决问题为根本遵循，否则，不是作秀也是务虚，“不足为外人道也”。
要害是，如果群众的诉求是合法合理且正当的，领导也接到了投诉电话，最终是否解决，怎样解决，效果如何，谁来评判，标准由谁制定，如何救济，是继续打电话还是通过上访、司法手段予以救济等，确实不能一蹴而就，一“公”了之。领导公布手机号之后怎么办？这是一笔糊涂账。
事实上领导公布手机号这一行为本身也有理论上、逻辑上的“先天不足”。
正如新闻所报道的，公布手机号的领导有市委、市政府的一把手，也有该市机关部门的一把手，按照上下级的管理体系，市委、市政府公布手机号正是对有关部门一把手工作不满意，即有关部门一把手没有落实或者没有完全落实市委市政府的精神，把好事没办好把实事没办实。
机关一把手公布了手机号，一方面说明自己是能够把事情办好或者想把事情办好，问题依然“出在下面”具体的承办机构或者直接责任人身上。给人的感觉就是，群众对事情不满意根子并不在“领导”而是在“下面”。
匪夷所思的是，“下面”如果没有领导的授意或者指示就胡乱办事，岂不是严重违规违纪？即便是存在这种情况也属例外，如果出现“下面”集体性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就很难说是“下面”的阳奉阴违，而是一种体制性懈怠，恐怕“君有疾在膏肓”不在“腠理”。正常情况下，没有领导的指示，“下面”也不至于“传染性”地弄虚作假，欺上瞒下。
当然也不排除，领导公布手机号的意思是自我承担，自我加压，认为以前没把事情办好是“领导的错”，有问题找领导，就要显示出“惹火烧身”，迎难而上，捏“软肋”啃“骨头”，不胜不归的政治勇气。
“不看广告，看疗效”，领导公布手机号的社会效果值得期许。
更多精彩资讯请在应用市场下载“极目新闻”客户端，未经授权请勿转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即付报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