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建立区域合作关系，可以先做利益共享的事，先建立信任感，再去触及难点。”
(资料图)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陈雯身材娇小、长相清秀，微笑时还有两个深深的酒窝，再配上一副眼镜，怎么看都是典雅温婉的模样。然而熟悉她的人知道，陈雯是个急性子，说话语速快，有时还不太留情面。
在过去20年，陈雯作为规划者，曾多次参与长三角重要规划的编制工作。在编制规划时，她会为了一些重要问题据理力争，甚至要“当场拍桌子”“吵得不亦乐乎”。
最近5年，陈雯自称脾气好多了，也更有耐心了。5年前，在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专家咨询会上，陈雯被聘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在此之后，她更多地参与具体事务的协调工作，在一遍一遍的沟通中，她需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
回头来看，规划者和协调者的两个身份，让陈雯的视角得以不停穿梭于宏观与微观之间。在编写规划时，她依靠宏观的视野，推动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参与具体事务协调，她又用微观的视角，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角度不断沟通，然后再跳出来，研究合作道路上的多方博弈关系。
“吵架有时候是件好事情，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吵了那么多年，陈雯吵出了心得：“想要建立区域合作关系，可以先做利益共享的事，先建立信任感，再去触及难点。”把这一点心得与经济学和地理学的理论结合，她提出了合作的红利与障碍的分析方法，“最关键是成本共担、利益共享。”陈雯顿了顿说，“这一原则尤其适用于长三角区域合作。”
陈雯近照
平台
在长三角出差，陈雯背上黑色单肩包就能出发。最近几年，她在长三角的出差频率基本上稳定在“每周两三次，每次一两天”，算下来，她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长三角的各个城市里穿梭，把高铁坐出了地铁的感觉。
坐在高铁上，陈雯有时会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在上海和苏州交界地看到过的旅游大巴，前挡风玻璃上通常放着一块牌子，写着“跨省旅游”4个字。当时地区旅游市场行政封锁严重，大部分的旅游车和旅行社不能异地通行、经营，只有挂了“跨省旅游”牌子的大巴才能出省载客。
当时，陈雯刚刚进入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不久，参与过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委托的沪宁杭规划编制工作，但还没等规划编制结束，上海经济区就撤销了。
上海经济区被认为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最早尝试。1982年底，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上海经济区正式成立，但到1988年6月，国家计委撤销了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事实证明，依靠这个独立于行政区划之外的办公室，无法真正破除行政壁垒、优化资源配置。
之后，陈雯参与了一些城市和省内都市圈的规划编制，随着研究的深入，她意识到城市的发展不可避免需要跨区域合作。“你会发现，苏州的一些交通线路，很难对接到上海；比如一条高速公路的建设，可能在江苏铺的是8块板，到上海可能铺6块板，这么简单的事情都统一不了。”陈雯回忆，在做苏州相关规划时，一个突出问题是，不同行政区域间的规划缺乏衔接，“没有沟通的渠道和平台”，这一点在交通上尤其明显，成为掣肘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003年，国家发改委计划制定首个长三角区域规划，听到这个消息的陈雯和同事为了“混”进相关的工作会议，乔装成地方发改委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在笑，问我们到底算哪里的。”说起这件往事时陈雯哈哈大笑。那次他们意气风发、志在必得，“希望通过长三角的规划，解决单个城市无法解决的跨区域合作问题”。
现在翻看陈雯参与编制的这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可以看到《规划》中第一次提到了苏南硕放机场。“当时争议特别大。”陈雯记得，由于上海虹桥机场的国际货运功能转移至浦东机场，对苏南的国际贸易产生了影响，为此江苏提出要在南京和上海之间再建一个机场，但也有很多专家反对。经过反复争论、研究，最终，硕放机场还是写进了《规划》中。
“虽然当时意见五花八门，但至少这个长三角规划成了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去沟通、讨论，这就是一个进步。”陈雯认为，事后的经济数据证明，苏南硕放机场的建设不仅没有影响到其他机场的流量，还助力了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的体系建设。
与此同时，更多的合作平台也在这段时间涌现。2003年，为了应对“非典”对旅游业的打击，旅游企业、政府意识到联手方有转机，继而有了旅行社联合体和地方政府的《长三角旅游城市合作（杭州）宣言》及“沪苏浙旅游市场工作联席会议”机制等。2005年，沪苏浙接待入境游客数量增加了一倍，让陈雯印象深刻的“跨省旅游”大巴逐渐成为历史。
“一开始，很多地方政府都认为，长三角区域合作离自己很远，但随着合作的深入，地方政府越来越认识到合作有收益，合作意愿更强，制度变革更顺利，跨界管理成为可能。”陈雯有了这样的感悟。
协调
2010年左右，陈雯经常往返于南京和句容之间，一个令她感到困惑的现象是，南京、句容各自行政区域内的道路都很通畅，但是到了交界地，宽敞的大路一下子变成弯弯曲曲的小路，看起来距离非常近的两地，有时不得不绕道而行。这一现象在长三角毗邻地区很普遍。看着只需要打通断头路就行，深究下去，却发现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断头路就是打通不了。“有的说是缺乏建设用地，有的说是碰到基本农田，有的说是因为没有钱。”陈雯发现，这些理由可以归纳为一条：毗邻地区缺乏一个协调机制。
协调机制应该如何建立？2015年底，江苏省溧阳市和安徽省郎溪县、广德市提出建设苏皖合作示范区。在参与《苏皖合作示范区发展规划》编制时，陈雯在调研中听说有溧阳的加工企业从郎溪拉石灰石，车辆频频压坏溧阳的路面，这让正在发展旅游业的溧阳很头疼。陈雯出了个主意，经过两地协商，将这个加工企业从溧阳搬到郎溪，修建了矿石运输专用道，矛盾一下子解决了。
“其实我一开始还给两地设计了财税分享的机制，但溧阳愿意直接放弃这家企业，这样协调起来更简单。”陈雯说。
这种毗邻地区的协调机制被陈雯写进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城市群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不断创新，省际毗邻核心地区一体化步伐加快。之后，在她参与编写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有了明确要求——到2025年，省际毗邻地区和跨界区域一体化发展探索形成经验制度。
当时在苏皖合作示范区没有用上的财税分享机制，如今，长三角的其他毗邻地区正在探索建立中。2021年10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域财税分享实施方案率先出台，并在水乡客厅开发建设、跨区域协同招商、跨区域企业迁移等方面明确了财税分享路径。
把长三角遇到的种种跨域问题摆在一起，陈雯发现，一般来说，合作多方的发展目标和利益诉求如果一致，比较容易达成合作共识；如果差异较大，就需要经历艰难乃至漫长的谈判协商，才能成为成功合作的共同体，而这样成功合作的标准就是，集体及个体通过成本和利益调整的博弈，合作利益都能够大于合作成本。
上下游污染治理合作是典型的损益型合作。发展合作中可能出现一方受损、一方收益，需要借助上级政府和公众等力量，以促进协作、补偿等策略，增加受损方或减少收益方的净收益，促进收益结构均衡和合作成功。
难以推进的断头路问题，通常属于比较利益型。比如，沪苏毗邻地区的道路，可能上海不一定急需，进度没排到，但是江苏很着急，不过要进入上海地界，资金、土地指标都由上海出。这就需要借助上级政府和公众等力量，促进收益结构均衡和合作成功。
“简单来说，合理成本分摊和利益补偿机制是促成合作并保持合作持续的关键。”得出这个结论后，陈雯把“健全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和“建立区域间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先后写进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和《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陈雯近照
信任
总结了那么多合作理论，落到具体项目上，该“吵的架”还是要“吵”。
关于“吵架”，陈雯的老朋友、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基础设施组组长罗伟光很有发言权。进入“长三办”第一年，“吵架”是他的工作常态，几乎每一项诉求提出来，就伴随着争议，面对面争得面红耳赤。断头路、城际铁路、机场、航道、港口、地铁一码通、省际收费站……项目没有得到安排要吵，得到安排时序靠后要吵，甚至文字的表述没满足对方的要求也要吵。
这种“吵架”，陈雯是不怵的。最近，她参加了一场关于生态补偿的会议，“我把科学研究的内容转化成对方能听得懂的话，去吵架！”陈雯把长发利落地夹到耳后，就像是一位战士，准备随时出击。
“吵架其实是件好事情，是个讨价还价的过程。”陈雯一边“吵架”，一边还在分析“吵架”背后的逻辑，“利用信息不对称，做出损人利己的决策，这属于经济学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如何防范？就是通过‘吵架’，让信息充分沟通，交易成本降低，才能继续讨论利益分配的问题。”
“吵架”的正向效果，罗伟光也看到了：“争论是正常的，我们吵明白了，分歧就弥合了，有共识，推进就会有合力。”
“吵架”只是沟通的一种方式。最近几年，陈雯自认为“耐心越来越好”，有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她宁可再等一等。这与陈雯在江苏省句容市茅山风景区陈庄参与的一场乡村实验有关，为了寻找到一条适应乡村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线，陈雯需要与村民面对面交流。在村民没有亲眼看到好处时，这种沟通是艰难的，被误解、被欺骗是小事，有的时候陈雯还要被破口大骂，被吐口水。
那就先让对方看到好处，“先做利益共享的事”。陈雯谈起了自己的经验：不会一开始就向村民提要求，而是先给村里引入江苏省最小规模的农村供水工程、全国最先进的集中厕所污水资源化治理等，帮助村民们解决了实际问题。“让他们先认同你，再去触及难点，事情就好办多了。”
“说白了，就是建立一种信任感。”陈雯换了个更容易理解的词。现在，有时候一着急，陈雯还会直截了当批评，但村民们并不在意。“他们知道我批评是为了他们好，这就是信任感。”
把这种“人之常情”放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跨区域合作中，同样成立。“各方都应当基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去谈。”陈雯建议，行政级别高的城市，不要觉得高人一等，有时候可以稍稍多做一些贡献，这样反而更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很多合作达成是基于一个朴实的观点：大家都吃一点点亏，就把这事情做成了。”
有时，这种信任感不是那么容易达成。在协调时，陈雯作为身居南京的长三角专家，时常会陷入一种微妙的关系中：沪浙皖的人认为她为江苏代言，而江苏人又觉得她胳膊肘往外拐。“这需要我一遍一遍去沟通，我是‘长三角人’，我讲的是‘普通话’。”
这种信任感一旦建立，合作就可以裂变式增长。回看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这5年，正是基于这种互相尊重的信任感，长三角大量省际断头路被陆续打通，超4万台大型科学仪器实现共建共享，跨区域的产业链联盟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分歧正在弥合、共识得以达成。
现在，陈雯已经开始研究新的领域。“在长三角，除了现有的行政手段，或许可以寻找到更市场化的协商方式。”陈雯拍了拍她出差背着的黑色单肩包，又准备出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