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6月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拜登的“印太经济框架”只是个花架子》的文章。文章认为，“印太经济框架”（IPEF）有着根本的缺陷，因而无法对抗中国的地缘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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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文章全文：
当你不能签署有约束力的贸易协定时，作为一个争夺地缘经济优势的全球贸易大国是很煎熬的，但这或多或少正是拜登领导的白宫现在的处境。十年前，当奥巴马政府推进区域大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时，如果你预测美国会退出该协定，而中国将申请加入这项最初旨在对抗其经济实力的协定，你肯定会遭到华盛顿嘲笑。但正式贸易协定在美国国会极不受欢迎——这早于现任总统拜登，甚至早于特朗普执政时期——也在拜登的选民基础中不受欢迎，这实际上关闭了美国投射经济影响力的主要工具之一。
为了给如今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寻找一个替代性的亚太版本，美国去年宣布了“印太经济框架”，即与其他13个国家达成的一系列协定。
近两周前，作为首批成果，该框架公布了一项供应链倡议。它乏善可陈。美国的声明堆砌了大量抽象的冗词，还有一堆杂乱无章的从句，点缀着形容词和副词，层次有两三层之深。它作了一堆承诺，包括“确保IPEF合作伙伴经济体中的劳动者和企业，特别是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通过识别供应链中断或潜在中断，并迅速、有效——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集体作出反应，从有韧性、强大和高效的供应链中受益”。现在万事大吉了？
按照清谈俱乐部重演自我的古老传统，这份声明没有约束性机制，只是设立了一个新的供应链委员会、一个供应链危机响应网络，以及一个劳工权利顾问委员会（这是拜登政府的特色）。
经验丰富的贸易人士从一开始就预见到了IPEF的根本缺陷。如果不提供进入美国市场的实质性的新途径或其他贸易特殊待遇，伙伴国就没有动力自己作出重大承诺。IPEF不会大规模地将价值网络从中国转移出去，也不会以其他有意义的方式对抗北京的地缘经济影响。
当然，IPEF已经陷入了正式特惠贸易协定会遭遇的一些政治争议。在肌肉记忆的引导下，过去几十年特惠贸易协定争议中的老熟人开始行动起来。从软件与信息产业协会到美国猪肉生产商委员会，一系列美国商业组织都抱怨称，IPEF为他们提供的东西不够多。国会一直就自己的特权吵吵嚷嚷，对于IPEF，它关心的是自己是否可以否决协议。包括非政府组织“公众公民”在内的环保和劳工运动人士，那些在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的运动中值得信赖的老兵，已经在远处的号角响起时站了起来，并在IPEF部长级会议场外组织了一次示威。IPEF与其说是一个贸易协定，不如说是一个TPP重演协会：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战斗，使用逼真的复制武器，但没有人受伤。
如今，可以肯定地说，正如拜登政府所言，除了大型多边特惠贸易协定，还有其他推进贸易政策的方式，何况欧盟等其他主要贸易体在签署和批准此类协定方面也面临困难。学者、前美国官员凯瑟琳·克劳森（Kathleen Claussen）指出，近年来，在从食品监管到消费者隐私保护等问题上，美国悄无声息地快速签署了很多小型协议。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查德·鲍恩（Chad Bown）等相对赞同本届政府的谈判策略的人士表示，IPEF可以成为一项推动在关键原材料供应和其他友岸外包安排方面达成有针对性协议的工具。但是，正如美国与欧盟和日本达成的关键矿物协议——本质上是根据拜登的《降低通胀法》向欧洲和日本公司提供电动汽车税收抵免的一种手段——所表明的，此类协议可以迅速临时达成。它们无需一个繁琐的区域性谈判框架。
例如，作为IPEF成员的印尼，正因其丰富的镍(用于生产电动汽车电池)储量而受到中国和其他汽车制造业经济体的讨好，印尼生产商希望与美国达成一项关键矿产协议，以享受《降低通胀法》的税收抵免，并给予它们向美国出口的激励措施，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旧式的优惠市场准入有类似的吸引力。如果美国真的想把印尼变成其汽车供应链中可靠的一部分，就应该迅速行动，达成一项双边协议，而不是等待下一轮密集的IPEF口号在几个月或几年时间后走下官僚主义的生产线。
拜登政府是正确的：地缘政治和价值网络变化的速度太快，以至于旧式贸易协定无法靠自身应对。但规模较小、更有针对性的协定仍需要激励措施才能发挥作用。IPEF产生了大量的新词，却几乎没有产生商业回报。建立贸易联盟的真正努力将在其他地方进行。
